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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上意与法意

2019-08-14 18:10:13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从药家鑫案到李昌奎案,同样的故意杀人,同样有自首情节。交通肇事后害怕索赔的药家鑫将被害人刺死被判死刑。而求爱不成,为报复奸杀姐姐、摔死弟弟的李昌奎,二审却改判死缓。两相对照激发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弹。在李案汹涌的民意面前,云南省高法相关负责人受访时慨然表示:死刑非灵丹妙药,民意不能替代审判。

判生还是判死,这是司法的问题。但两案的比较却也让一些问题凸显:网络时代,在汹涌的民意面前,司法该如何坚持自己的准则?司法裁判只要是出自于对法律的信仰,是客观公正的,那么,刻意屈从或违拗民意是否都违背了法治的本意?在一国范围内,对同一法条的理解和适用要不要有大致的标准?相信类似问题的探讨,对于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将有所裨益。

同样是故意杀人:陕西的药家鑫开车撞伤民妇,拒不施救,反将她连捅八刀杀死,被法院宣判并执行死刑。云南的李昌奎奸杀女生,还故意摔死三岁孩童,二审时却被省高院由死刑改判死缓,激起愤怒的 民意 斥责。两案恶性相似,罪犯都极其残忍。判死判生,法院似乎左右为难,无所适从。

表面上看,是法院的审判存在如何应对 民意 的问题;深层次说,恐怕还有一个如何应对 上意 的问题。更根本的是,如何理解和适用 法意 的问题 真正做到 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 ,并据此维护日益流失的司法公信力。

民意 对从宽判决的 理由 的质疑

民意 该不该尊重? 抽象地提出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这事儿一要看是否真是民意所归;二要看民意是否合理合法。特别是现今互联网、微博上言论自由的空间很大,谁都可以表达各种不同意见,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既可揭露腐败丑行,监督政府和司法机关(这方面近年很多案例得到公正处理,就是得益于网络舆论的力量);又可能变味为 舆论审判 ,以 民愤 左右司法,导致罚不当罪,丧失司法公正与法治公信。

基于这两情背反,法官很容易要么被 民意 牵着鼻子走;要么责怪民意的非理性而拒之千里。后者在李昌奎案中就有所表现。这宗案件的二审判决引发有如海啸般的民意质疑。网文有言: 李昌奎对王家飞先奸后杀,已是罪恶滔天,再将三岁儿童活活摔死,简直就是恶魔再世。这样一个杀人狂魔,即使有一百个宽恕理由,也是罪不可赦,死有余辜。

云南省高院某负责人面对愤怒的 民意 ,出面解释判决的政策根据,并批评这些激愤的 民意 是 公众以狂欢方式杀人 , 是对法律的玷污 , 这个国家需要冷静,这个民族需要冷静 。并赞赏二审判决树立了 十年后的标杆典型 ,从而引发公众和舆论新一轮的抨击。

这位副院长不为 民意 所 惑 ,不为 国人皆曰可杀 所动,或可说是体现了独立审判的精神,本应肯定。如果法官真是严格根据法律和法律赋予法官的 自由心证 或 自由裁量 的权力,而作出公正的判决,社会应予尊重。可是就本案而言,法院所解释的从宽判决 死缓 的理由,似难说服人。其中之一是说,基于相关刑事政策,对农村邻里纠纷、民间纠纷等产生的一时激愤杀人的,一般来说要慎用死刑。有的论者又据1999年出台的司法文件明确区分了两类案件:一类是发生在社会上的,针对不特定人实施的杀人案,应从严惩处,药家鑫案似属此类;另一类是发生在熟人之间,邻里之间的纠纷产生的案件,可适当从宽,李昌奎案就是如此。

这就使人不能不对这种刑事政策及对它的适用解释感到困惑。

李案仅是 邻里纠纷 ,而不涉及 社会 吗?且不说任何犯罪本身都具有社会性或社会危害性,即使案件是发生在偏远农村的邻里间,也不能说它就与 社会 绝缘。现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整个地球也只类似一个 鸡犬相闻 的村庄(无论地球哪个角落发生的事,几乎同时就可以借互联网和电视传遍全世界)。李昌奎案比之药家鑫案的社会影响严重程度并无多大差别,或有过之(网络上有人称为 赛家鑫 ),只要看看迄今此案引起全国网民的热议,就可见此 纠纷 影响所及,已超出邻里之间。

再则,本案属于恶性谋杀,非比一般的民事纠纷引起的斗殴误杀,或被害人有严重过错而激起加害人的 杀人(如父母忍无可忍杀逆子、妻子杀暴虐的丈夫,等等),可酌情从宽处罚。在某些基本上废除了死刑的国家(如美国),对谋杀罪也仍保留死刑。至于熟人还是生人,都是人;甚至可以说,你连邻里熟人都要杀,何况生人!以这种 不同情节 来划分宽严尺度,而且判定罪犯的生死与否,岂不过于勉强?

紧跟 上意 不能背离 法意

这就不能不令人要进一步追问这个仅由司法机关自订的 刑事政策 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了。

法官和法院的职责是依法办案, 只服从法律 。合乎法律规定与法的精神( 法意 )、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政策,对适用法律有指导意义,一般应当参照;但政策毕竟不等于法律。我们不应重复过去 重政策、轻法律 的思想观念。

当然,判案也并不是简单机械地适用法律,有时也要权衡情理,在法律范围内有所灵活。中国古代在立法和适法时,也主张揆度 情、理、法 的三维,在 法无可恕、情有可原 时,也网开一面。如前贤所谓 哀矜折狱 罪疑唯轻 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等等。但李昌奎案不像赵作海案那样存在证据不足的疑点。

现在国家有鉴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日益尖锐,强调要执法为民,联系群众。司法界也提出要实行 宽严相济 的刑事政策和 少杀 的方针。这在总体上是有道理的。但有的地方在理解和贯彻施行时,却过于机械或走极端。比如在药家鑫案的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发放 旁听人员旁听案件反馈意见表 ,以为这是 走群众路线 ,重视民意,是当下政治正确之所在。媒体更称之为 司法的人民化 ,赞颂这种人民群众参与审判的方式足与西方的陪审团制度相媲美甚至超越之。其实,若果据此判案,岂不雷同 文革 时的 群众专政 和解放初期的土改镇反运动中,无需法院审判,只要斗争大会上群众举手喊杀,恶霸反革命就人头落地!

反之,云南省高法的某负责人则对群众的义愤斥之为 公众以狂欢方式杀人 是对法律的玷污 。或许该院真是力排众议,敢于抵制舆论干扰,坚持了法院独立审判原则,如此则值得赞扬,甚至如他们的自我评价:是树立了 十年后的标杆典型 。

不过,这个 典型 ,是指敢于力排 民意 ,还是说本院带头执行了上述刑事政策,贯彻了 宽严相济 的 少杀 方针?

如果是前者,这种民意是否完全无理或违反理性而可闭耳塞听以对之?的确,有些民意往往基于一时感情而缺少理智,不懂得法的规定,你可以 听而不取 ,但不可不闻不问。因为一则民间根据社会常识常理发出的呼声,不无合理因素;立法时规定罪与非罪、罪与罚尺度的把握,也是对人情事理和法理三者作出衡量的结果;法的渊源中就包括社会公认的情理和合理的习惯。法官在判案时虽说不能超越法律,以民意为据,至少可以作为反面意见,启发思考,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而不应加以冷拒甚或讽刺。何况,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舆情汹汹,导因于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流失。

如果是后者,为了树 典型 ,对情节类似的两案当事人难道在适用法律面前就可不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罪刑相当、法制统一的原则?

当前我国总体的情势是,社会矛盾凸显尖锐,而一些地方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严重脱离群众。中央为了化解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重提要联系群众,执法为民,尊重 民意 ,甚至倡导 微博问政 。于是有些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或偏向于办案的 社会效果 乃至 政治效果 ,把它当作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 标杆 ,而无视法律和独立审判原则。或在需要排斥 民意 时,又解说为坚持贯彻党的刑事政策,是不受 非理性 的群众舆论 干扰 的 典型 。两者对于 民意 的应对选择,不是取决于民意本身的是非和法律的规定与法的精神 法意 ,而是根据当前的 上意 。现今强调 宽严相济 和 少杀 ,又多予从宽(特别是对许多官员严重贪污渎职的案件多判 缓刑 或 死缓 )。这种偏离 法意 ,唯 上意 是从, 跟风 办案,往往导致牺牲公平正义,损害司法公信。

关键还在政治体制、司法体制的改革

造成以上状况,固然与相关司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和是否忠于法律的职业责任感有关;但我国司法体制固有的弊病, 上意 过于强势,其对于独立审判的干扰,几乎难以抗拒,故也不必过于苛责法官。如过去赵作海冤案的炼成,既有迫于非理性的 民意 的因素,更多的是慑于上级政法委的压力。据报道,当时正值中央要求司法机关雷厉风行迅速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高潮期。如商丘市检察院主诉检察官所说:此前长期关押赵作海就是政治需要;此后,上级部门负责人对此案快审快判的批示,也是政治需要。要求我们必须在20天内起诉到法院,商丘市委政法委把结论都定好了,检察院、法院只不过是个形式,我们只有服从。(参见2010年6月 日《中国新闻周刊》专文:《赵作海冤案形成过程》)

屈从非理性的民意,固然违反独立审判原则,有损公平正义;顺应或屈从某些 上意 ,也可能损害了法治,毁坏了司法机关的公信。两者均不可取。只有服从法律,尊奉法意,才是法治之道。

总之,法院独立审判是司法机关、法官以及党政机关和公民应当共同遵守和维护的宪法原则。对法院和法官而言,法意至上。对正当的民意要尊重,不能充耳不闻,拒之门外;也不能唯 民意 是从,更不能搞 群众司法 。对有关党政机关的 上意 ,合宪合法的要依法执行;但不能 唯上 ,对一些不合理的 上意 ,则应积极反映意见,建议修改,或凭良心、 宪德 ,予以抵制。这样,我国的司法公平正义才能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威和公信力才能挽回,民意才能走向理性,法治国家才有望建立。

听说云南法院拟重新审查(不一定是重新审判)此案,这是负责任的体现。我们期待公平正义的 法意 的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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